中国历代名人佛教言论

南京当真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青莲居士）：

诗仙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有五十多篇是写释家题材的，但从内容和理趣言，都被彻底地仙化了。究其成因，则主要在于佛教净土和神仙境界的相通以及道教度人思想与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相契。

《地藏菩萨赞》：“本心若虚空，清静无一物”。

《庐山东林寺夜怀》：“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

王维（701—761，字摩诘,唐朝诗人,外号“诗佛”）：

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

王维在《谒璇上人并序》中为禅僧作精神画像云:
“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这是禅家的最高悟境,也是诗家的最高化境。

《过福禅师兰若》：“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

《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香山居士）：

白居易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很多诗中，表达了学佛的体会。

《闲吟》：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念佛偈》：日幕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我且阿弥陀。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信佛很深，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佛法之中。在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范公的母亲即信佛，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其知交、同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贬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范仲淹一生中与多位法师交往，于佛法中深有获益。
范公在苏州和杭州做官时，游历寺庙最多，并常作诗纪游。他与多位僧人有交游(有记录者即不下十位)。庆历初，他在旅途中得到一本经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藏经未录。他认为是“悟本成佛大法之颂”，自称“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于是亲自为之作序，命府州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藏之。他在序中说此经的112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　他所作的《用天下心为心赋》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范公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执政书》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尤受学界瞩目。晚年王安石倾心于佛教，与僧人交往频繁密切，这些非但对其自我心理的调节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王氏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开拓出一方崭新的天地。。《佛祖统纪》卷45《法运通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王安石与张方平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王安石归依佛门前，写了一首《望江南》，题为《归依三宝赞》，表明了自己归依佛门的心愿：

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维。三宝共住持。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东坡笃信净土，又善参禅，常与高僧参禅论道。《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无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 物有以盖之矣 !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门，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 ”

黄庭坚（1045—1105，号黔安居士、山谷道人，北宋诗人,书法家）：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创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虽出自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有“苏黄”之称。但庭坚起初喜作艳词，流于淫俗不堪。有次谒见圆通法秀禅师时，秀惮师讥斥道：“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又警告他说：“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身。”庭坚闻言，悚然有省，拜谢悔过，从此中绝艳词，并锐志佛道。”（见《五灯会元》卷十七，《太史黄庭坚居士》）并书《发愿文》：“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酒色，但朝粥午饭而已；随顺如来，入一切智。”
庭坚晚年写的《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云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不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诗中表达作者几十年习禅的收获和对宦海生涯的厌倦。灵源惟清对黄庭坚的禅学给予了肯定，有偈寄赠，云∶“昔日对面隔千里，如今万里弥相亲。寂寥滋味同斋粥，快活谈谐契主宾。”（《罗湖野录》卷中）黄庭坚不仅自已深入禅学，还勉励他人学习，或与禅师交游。他说道∶“治病之方当深求禅悦，照破生死之根，则忧、畏、淫、怒无处安脚，病既无根，枝叶安能为害？投子聪老是出世宗师，海会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亲近。”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代名将，爱国英雄）：

岳飞与江南名剎、江州庐山东林禅寺高僧慧海来往密切、切磋佛理。《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云：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宋徽宗宣和元年正月壬子下诏令曰：“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率岳家军离开江州后，他还特地赋诗寄赠东林禅寺住持、高僧慧海。据《金佗粹编》卷一九＜寄浮图慧海＞云：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说岳全传》第59回和第61回叙说：岳飞大破金兵于朱仙镇，有直捣黄龙（吉林农安）的壮志，不幸被秦桧嫉妒，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京城。岳飞班师回京过长江时，经过江中金山寺，乃去拜访道悦禅师。道悦禅师预言“元帅此行，恐防有牢狱之灾，奸人陷害之事”，劝岳飞“不如潜身林野，隐迹江湖”。岳飞谢绝了道悦和尚一番盛意。临行时，道悦和尚作一首偈：“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害毒。”
岳飞回杭州，秦桧用“莫须有”三字，使岳飞父子下狱。等到临刑的时候，才悟道悦和尚的偈颂大意。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过年，同时天降大雨，岳飞在狱中听到雨声，知道大难临头，想起道悦和尚的谶言终于应验了。“奉下两点”，就是“秦”字。果然被斩于风波亭。
秦桧问监斩人：“岳飞临刑时，说些什么话？”监斩人说：“只听他说，不听金山寺道悦和尚的话，所以有今天的下场。”秦桧一听大怒，派何立去金山寺，捉拿道悦和尚。道悦和尚在头一天于定中晓得这段因缘，乃留下一个偈语：“何立自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
写完之后，即刻圆寂。第二天，何立来到金山寺，老禅师已经圆寂。无可奈何，回去交差。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年，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王阳明。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创始人）：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一夜，突然领悟格物致知的道理。这就是所谓“龙场顿悟”。关于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在《阳明年谱》里这样记载：“因念：‘圣人处此，更有道何？’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并非佛门弟子，故其能有此悟，实属与佛教渊源久远，佛门有这样一个公案：

王阳明先生有一次到金山寺去朝拜，觉得寺中的景物非常熟悉，一草一木似曾相识。信步浏览，走到一间关房之前，只见房门口贴了一张封条，左右观看，好像曾经住过。王阳明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请知客师父打开关房瞧个究竟，知客师父连忙道歉说：“对不起！这间关房是我们一位老祖师五十年前圆寂的地方，里面供奉着他的全身舍利，他老人家遗嘱交待不可以开启，请您原谅，千万开不得。”“既然房子设有门窗，那里有永远不能打开的道理？今天无论如何请您慈悲开下来看看！”由于王阳明一再请求，知客师父碍于情面无法违抗，只好万分为难地打开房门，让王阳明进去。昏黄的夕照里，只见一位圆寂的老和尚亘古如昔地端坐在蒲团上，王阳明一看，咦！怎么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举头看去，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原来王阳明的前生就是这位坐化的老和尚，昔日自闭门扉，今日还来自启，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点证明。王阳明为了纪念这件事，曾经在金山寺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林则徐（1785-1850，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民族英雄）：

林则徐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林则徐早年进入仕途，有缘得闻佛法，即深信不疑，亲书《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等小册经咒，随身携带，虽政务繁冗，坚持课诵，行持诚笃，终生不变。受佛法熏陶，并深信力行，奠定他终生坚持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做人作事准则的深厚思想基础。他尝撰联语为座右铭，一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于一八三九年九月巡视澳门后，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视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这《十无益格言》也可以说是林则徐学佛心得点滴，对现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

曾国藩(1811—1872) 字伯函，号涤生。清朝军事家、政治家。

虽然他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主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为他人格修养的圆满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地通读佛家经典，却常与僧家往来，并对禅宗独有领悟。随便摘录他下面几句诗，可以看出是很有禅意的。

　　橐驼对坐不相管，两家各有无言禅。
　　开图对此好溪山，万重云水一僧闲，清辉照我尘里颜。
　　躯体谅非百年物，梦魂倏在千山里。
　　我怀峨嵋老尊宿，翱翔人间如凤鸾。
　　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
　　更向禅宗参玉版，花猪竹鼠肯分否？
　　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
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由来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识后身。
石烂海枯终有尽，生天成佛岂无人？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谭嗣同（1865～1898，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

孙中山（1866—1925，孙中山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佛学为哲学之母，救世之仁，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
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他的动机是大勇、大智、大仁。

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梁启超(1873—1929，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佛教为最崇贵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高僧）：

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顺治皇帝曾作“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之赞誉。

鲁  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国学大师）：

我是一个佛教徒。人都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的和尚。

毛泽东（1893—1976）：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之下太平无恙。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如果把它神化了就是宗教。

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周恩来(1898～1976)：

周恩来皈依虚云老和尚.
1999年《佛教文化》第41期）据全国劳模、党委书记出身的灵岩寺副主持法安法师说，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刘少奇是在菩陀山皈依的，提起周恩来的皈依又生出一段故事。
    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周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
    “你皈依了那一个？”“虚云老和尚。”“这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虚云老和尚是当代高僧，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男儿，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了家，拾树叶充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毛泽东被周恩来说的心动，要周将虚老叫来武汉，虚老不肯：“自古法王大于人王，毛泽东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毛泽东听后也气得一倔，皈依就此告吹。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瞿秋白（1899—1935）：

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赵朴初（1907～2000年，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释迦牟尼，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与孔子同时，看到世间的种种苦难，开始思考“如何解脱世界的苦痛”。（《赵朴初居士释佛》）

    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沈家祯（1912—2007，当代大实业家与科学家）：

我本人是科学家， 对科学很感兴趣， 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和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黄念祖（1913—1992，现代科学家，原天津大学教授、北京居士林林长）：
近百年中由于相对论、量子论、亚原子物理学、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给佛教哲理增添了许多实际论证和实例。

　　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多明了一些开悟，如佛陀的人所说的话，但不能引导我们到悟的境地。如果我们要悟得正觉，我们须以佛陀所教示的方法去切实修行。

张澄基（1920—1988，旅美博士、佛教居士）：

佛教经典《华严经》“其广大精微实非人智及语言所能尽其万一。读《华严》而小古今中外一切宗教.哲学,盖烛火荧光于佛日之下皆隐没其形矣!读《华严》而小古今中外一切宗教.哲学,盖烛火荧光于佛日之下皆隐没其形矣!读《华严》始知佛法之伟大及究竟处，盖宗教之极致必须如此也。”

尤智表（哈佛大学毕业，浙江大学教授、科学家）：

佛教不但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佛教不是神道设教，不是精神痛苦时的麻醉剂，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处世接物的实用之学，佛教是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客观的，彻底的，具体的，积极的，入世的，实用的宗教。

    科学愈昌明，佛教的教义愈发扬光大。近年来世界各地佛教的日渐兴盛，实与科学之进步成正比，即如我国近年来佛教徒中，就有不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是因为佛法的理论，都能透过科学的考验，故凡对于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知佛教中一切事相，在常人视为迷信者，都有其健全而坚强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
21世纪是人体科学的时代。人体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将会带来人类科学的革命。应把宗教纳入科学的轨道来研究。
一九八七年，赵朴初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他回信说：“宗教是文化。”（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南怀瑾（当代国学大师、佛学大师、文化泰斗、旷世奇才）：

（摘自南师厦门禅七开示）唐宋时代每一个出家人，受皇帝，受朝廷的大臣，受社会上每一个人恭敬他。你看唐朝、宋朝，大家晓得那些老同学，都是你们的老同学，李白、杜甫、韩愈，你们都知道的嘛，还有苏东坡，你们都是老同学嘛。你看他们所有这些人的文集，包括历代的皇帝，没有一个和尚朋友，觉得自己很耻辱的，所以交了一个和尚朋友，等于现在的人有个大科学家跟你两个做朋友很光荣一样，历代都是如此。
唐宋的时候一个出家人，你看从南北朝开始，大家都晓得，老百姓甚至于宰相这些部长们见到皇帝非跪不可，可是中国的古代的宪法规定，出了家的见到皇帝不跪的，只合掌问讯了不起了，那么尊重。
佛早说过，太阳系统的一昼、一夜，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们地球上就是一年，但是你说太阳很伟大吗，不伟大，别的太阳里头的，别的世界的太阳，一昼夜，等于我们这个太阳的一年，所以时间是相对的，这个时间相对论，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发现时间相对论，到佛离开几千年以后才发现。他说，我们这一个太阳系统这一个世界算什么，在虚空中像这样太阳系统的多的很，多得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太阳系统，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一千个太阳系统合起来叫做一个小千世界。累积到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叫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宇宙里头，三千个大千世界无量无数，不可知，不可说，不可思议，可是真的吗？科学越发达，越证明他老人家的话是真的。

季羡林（当代国学大师、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经有50年历史了。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
　“ 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者）：

　　佛教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之一，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次北大的演讲中，一个北大学生问杨振宁：“您认为科学发展到终点，会是什么呢？”
    杨振宁几乎是想也没有想，立刻说到：“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
    学生有问“那是可不可以这样说，科学的发展的终点是宗教呢”
    杨振宁答到：“是的！”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

江泽民（在洛阳白马寺接见印忠小和尚题词）：

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换回苦海迷路人。

胡锦涛（2005年2月与十一世班禅的谈话）：

佛教慈悲为怀，抑恶扬善的观点与共产主义道德是相贴近的。

李瑞环：

佛教文化对中国伦理道德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许多主张同我们现在提倡的精神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

金庸（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   作者：马明博 肖瑶）

余秋雨（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我在台湾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佛教胜地，看到很多早已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年轻女子，接受剃度，欢天喜地地在那里工作，又以自己皎然无私的高贵心境感染苦恼的众生。当然，这样做的男性青年就更多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巨大自然灾害，第一批到达的救助者总是他们。连我们这里多次急需的骨髓捐赠，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总之，这是我们这里的议论者们完全陌生的天地，却还偏要议论。
我坚信，中国现在这种以金钱为信仰、以物欲为信仰、以成功为信仰、以地位为信仰、以权术为信仰的时代终究会过去。高尚的宗教精神，终究会取得应有的地位。
现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竞争战场越来越大，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希望通过文化来解决。其实文化里面有着很多复杂的事情，光讲文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佛教文化可能拯救，带来生机，否则，精神全面下滑，所有的生命质量都会大大地降低。

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也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他掌控着香港的经济命脉；经营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垄断着面向中国内地的输电线；享有着来自顶级地产商和零售商的美誉；以及拥有着最大的移动手机运营商的头衔……他大概是香港市场诸人中少有的出身贫寒者，少有的长青树，在市场和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成功过的佼佼者。

    事业辉煌的李嘉诚夫妇是众所周知大慈善家和学佛居士。他曾捐资三千几百万港币建立“李嘉诚护理安老院”，该院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占地约一千五百平方米，可收容几百名老人在此接受护理和安养。

    李先生在香港和内地也广种福田，常常捐助上亿元的巨资，用来做造佛像、修寺庙、造桥铺路、兴办教育、支援医疗、赞助研、扬文化、赈济灾民等等慈善布施。号称世界第一的香港大佛，李先生是一大功德主。据《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排行榜资料，李嘉诚个人的财富约188亿美元（约1500亿元），1/3即约500亿元。

    他的夫人也虔诚信佛，临终遗嘱，后事按佛制办理，李先生及家人一一遵嘱，助其往生。

    李先生的富豪佛教家庭，在港台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深信三世因果，深信布施和富贵的内在必然联系，深知慈悲喜舍的精神和举止是佛菩萨的特色。
他说：我的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十双有五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李嘉诚先生已立下遗嘱，将他90％以上的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
2006年4月，李嘉诚给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发来贺信：
际此社会快速变迁，科技日进千里的新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令人们面临更大和更多的竞争与挑战；除了基本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的涵摄更为重要，宗教哲理的研究正可帮助我们理智地面对，并增强心理承受力；佛教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弘法、教育、医药、公益”等方面，为文明包容的社会，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期盼在世界各国佛教代表的引领下，把佛教发扬光大，贯彻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宏愿，让广大群众得到佛法的滋润，以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