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 四言诗 《明耻篇》题志

南无不动如来

《七律•有所思》——毛泽东写于1966年文革中的一有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