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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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向刘邦汇报，说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一听大怒，好像自己失去最重要的左右臂，他怎么能跑了呢？然而过了两天，萧何又来见刘邦，刘邦是又生气又高兴，就骂萧何，你要逃跑，这是什么原因呢？萧何就讲，我不敢逃跑呀，我是去追赶逃跑的人，刘邦就问了，那你追赶的人是谁呀？萧何说是韩信。一听说是韩信，刘邦又骂了，我们这里将领逃跑了十几个，你都没有去追赶，而去追赶韩信，你说你去追赶韩信肯定是在撒谎。萧何就跟刘邦讲，那些将领容易得到，但是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在国内找不出第二个，大王你要是想长久在汉中称王，那你就不需要韩信，要是你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没有一个可以和你商议大事的人了。刘邦听他这么一说，就想我也想争夺天下呀，想往东边发展呀。萧何就向刘邦讲，大王你要是计划向东边发展，你要是能够任用韩信的话，韩信就会留下来，你如果不用他，他可能还会跑。刘邦就讲那我让韩信做将官，萧何一听觉得这个位置还不够重要，就说你即使让韩信做将官，估计韩信也不会留下，他还是会跑。刘邦就说那我拜他做大将，萧何觉得行，他说要是拜他做大将的话，还要选一个吉日，亲自斋戒，设置一个坛场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最后萧何的这些要求刘邦都答应了。所有的将领听说要拜大将，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是自己，结果后来听说是韩信，都感到非常惊讶。这是讲萧何追韩信的事情。
有一次，刘邦问他的臣下，他为什么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失了天下。他的臣下讲了很多，最后刘邦自己讲我就是用对了三个人——萧何、韩信和张良。领导者真正用对几个人就能成就大业，如果没有用对人，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
这里讲了几个故事，都是讲要任用真正有独特才能的人，不能够按照正常的考核办法来选拔人才，你要用正常的考核办法，舜帝他是一个农民，他怎么可能做到天子之位。傅说他是一个奴隶，最后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呢？管仲他是一个阶下囚，本来是要杀掉齐桓公的，怎么可能又让他做了宰相。韩信本来要跑的，是萧何努力把他追赶回来，向刘邦推荐的。这些人最后都成就了大业，这样的奇才实际上不多，所以要得到这样的人才，关键有两点，第一点领导者要有大的度量，本身要很有德行，你看尧帝用舜帝，尧帝是非常有德行的领导者，武丁用傅说都很有德行，另外一个就是要能够不完全遵守常规，你要是完全按照常规，那这些人才根本就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对企业，甚至国家来讲，“用奇”是用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但是这个事情实在是可遇不可求，最重要的是领导者自己努力修德，你真正想要治理好天下，真正为天下人服务，你就能够感召这样的奇才来协助你。对于认识这样的奇才，领导者本身也很有智慧，你看尧帝考验、任用舜帝，第一个是看到他如此孝敬父母，这是根本。第二个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给他进行种种考验，看他在家里表现怎么样，让自己九个儿子和他一起共事，看他处理外面的事情怎么样，让他一个人到深山老林里面看他遇到危急情况时的生存能力怎么样，经过种种的考验，最后才任用了舜帝。
国将亡，必恶忠臣之语
用人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非常重要。古人总结了一点，就是“任贤则治，任不贤则乱”，你用这个贤能的人就能够得到治理，用没有德行的人，必定导致混乱，而且一个国家混乱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讲到的“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是一样的。国家要灭亡的时候，首先是厌恶忠诚的谏言。我们看《群书治要》史部中就讲到，那些昏君、败德之君，他们身边并不是没有贤臣、忠臣，而是信任奸臣，被奸臣蒙蔽，最后把贤臣、忠臣都杀掉了。
《史记》里面就讲到商纣王要亡国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商纣王有一个兄弟叫微子，也是他的臣子，微子屡次劝谏纣王，纣王都不听从，于是微子只好离开他。商纣王还有一个臣子叫比干，比干也是劝谏商纣王，最后劝得这个纣王发怒了，他想看看忠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把比干的胸膛剖开取出他的心脏来看。另一名臣子箕子知道这个事之后很害怕，自己装疯，扮成奴隶，最后商纣王又把他给关了起来。商纣王不听这些贤臣忠臣的话，把这些贤臣忠臣一个个杀掉，一个个驱逐，他能不亡国吗？
所以，不管是经营企业也好，治理一个地方也好，一旦领导者不听从贤德臣子的谏言，信任奸佞之人，被奸佞的臣子蒙蔽，一定会有灾祸。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认识谁是贤臣，谁是奸臣，把奸臣认为是贤能的，那就会有危险。真正有几个有贤德的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就能治理好。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里有一段论述，这是第五伦向帝王的上书，“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任用那些有贤德的人才，让他们来处理时政，用不了几个人，这个社会风俗马上就会转变过来。经营企业也是这样的道理，企业里面真正有几个有德行的骨干，让他们来负责企业的决策，带领团队，这个企业风气马上就会变。如果这些主要的人员都是奸佞的小人，那企业很难治理好，所以用人问题，无论是治国、治企，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第二十一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
——历史的经验总结
最近200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近现代很多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文明非常推崇，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能够解决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
其实通过深入学习，深入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真正深入学习古圣先王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治国之策，就会明白古圣先王重视道德教育，并不是不懂得用法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治国最上之策，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治为辅。
《群书治要》总结了历朝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适合唐朝的治政思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历史得出的结论
重德教必治，独任法必亡。这是古人通过历代的盛衰兴亡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德治的国家，用道德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在上古时期，还没有成文的法典，我们的先王就依靠德治的力量，让百姓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所以中国古代的圣贤政治，都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治国方针。
尧、舜、禹时期在历史上是“大同之治”，夏、商、周时期是“小康之治”。这是近代一位著名的大德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尧帝，《群书治要》里面有很多关于尧帝的记载。他作为一位天子、君王，确实没有一点私心，念念想的都是全国人民，没有想到自己，真正是圣人。所以三皇五帝的时代，是以道治天下，无为而治。那时候人都非常纯朴，讲伦理，讲道德，相亲相爱，互相照顾，根本不需要用法规制度来进行约束。人人都能够自治，这种政治在中国古代出现过，这是最理想的政治。现在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之后，企业里面也没有很多制度，但是大家都非常自觉，这都是学习古圣先王教诲的结果。
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到了尧舜禹的时候，比伏羲、神农的时候差一等，道已经做不到了，人有了私心。但是这个时候人的私心还很薄，并不是特别严重。这个时期是以德来治理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这是以仁治理天下。夏商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家天下，君位都是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但是那时候君主都受到圣贤教育，都是圣人和贤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也是以道德教化治理天下，一直到春秋的时候这种道德仁义的教化没有人推行了，人的私心不断的膨胀，社会风气由此开始转变。春秋时期，开始逐渐产生了法家思想，后来秦始皇利用商鞅变法，废除道德仁义，单独用法治国，实施严苛的法令，结果是秦朝快速灭亡。这是中国从尧帝到秦朝治国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由道德仁义最后到法家，结果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秦朝灭亡后汉朝兴起，汉朝的统治者就总结了前代历史的经验，复兴道德教化，注重道德教化，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
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总结，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习。汉朝看到秦朝单独用法治国，国家灭亡了，所以就制定了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以刑法为辅的基本的治国方针，把儒学定为治国的主要教育方针，推行儒家的礼，重视礼教，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尤其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把孔孟为主的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的治国方针、基本的教育政策，从此定下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原则。这种思想一直传到清朝，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盛世。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
在《群书治要·体论》里面专门总结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这一段时期治国思想发展的过程，从这里就能够看到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发生的变化。《体论》里面讲：“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株。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论议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这是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治国思想的变化。从春秋的时候开始，王道浸坏，伦理道德教育没有，人心坏了，教化不行，道德教化没法执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子产在郑国做宰相的时候，铸造了刑鼎，采用法令来治国，这种浮薄之政就由此开始。所以后人讲子产是法家的鼻祖。到了战国时期韩国专门用申不害，他也是法家，秦国起用商鞅，使用连坐的治罪办法，建立夷灭九族的株连制度。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强大，秦始皇吞灭六国，取消礼义之官，把道德伦理都废掉，不讲礼义了，专靠刑法。结果是什么呢？奸邪相并出现，天下背弃于他，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灭亡之后，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人都很欢喜。
汉朝初期法网非常宽松，但是天下很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到孝文帝的时候，孝文帝很孝敬父母，而且孝文帝非常喜欢道家的思想。受道家思想的引导，他亲自倡导要实施清静无为的政策，大家议事都追求宽厚，天下的风气大变，差不多达到了刑法措置不用，社会一派清明。汉朝所以有“文景之治”，就是从文帝开始的。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晚年好战，征召派遣的徭役很重，百姓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汉武帝那时候任用酷吏，百姓要是违反法律就用酷刑来斩杀绞处，结果社会上违法作乱的人越来越多。汉武帝用张汤、赵禹这些人专门来制定法令，使得法网越来越严密，法律文书特别多，“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文书多得连主管文书的人自己都难以看完。老子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越多，盗贼越来越多。“奸吏因缘为市”，这些奸诈的官吏趁机进行钱权交易，议者咸怨伤之，天下百姓对这个议论纷纷，怨气很大，结果社会开始走向衰弱。
西汉衰亡的真因
汉朝的兴盛从“文景之治”一直到汉武帝达到了顶峰，从汉武帝这个顶峰开始又转向衰弱，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就是从汉武帝开始。而汉武帝怎么样由盛转衰，第一个原因，汉武帝晚年喜欢打仗；第二个原因，法律越来越严苛，尤其是到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轻视儒生，任用酷吏，社会就走向下坡路了。《汉书》讲到汉朝是到了汉成帝那个时候才乱的。在《群书治要·蒋子万机论》里面，蒋济认为，汉朝衰亡实际就是从宣帝开始的。汉朝走向衰弱，远因在汉宣帝不重用儒生，重用酷吏，推行严苛的法治而导致的。
《蒋子万机论》里面讲到，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这是讲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向宣帝进谏，认为现在执法太严苛了，应该任用儒生，任用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来教化天下。所以，根据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汉朝中途之所以灭亡，责任在于宣帝而非太子。
“乃知班固步骤盛衰，发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远矣。”通过班固的记载，反映出了班固记载朝代兴衰的次第，阐明这个朝代兴衰的道理远远不如前代的史官。前代的史官主要是讲司马迁。
“昔秦穆公近纳英儒，召致智辨，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这是讲秦朝。秦朝兴起最早是秦穆公。秦穆公那时候懂得亲近儒生，招纳有才德有智慧的人，因此懂得富国强兵的策略，而秦始皇做帝王都是借着他上几任国王的余威，国家强盛起来了，所以才能够得以吞灭六国。但是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坑灭儒生，凭借刑法来治国。当时扶苏劝谏他不听，蒙恬向他进言，秦始皇也对他产生怀疑。他接受了胡亥的歪理邪说，相信赵高谄媚，结果自己死后三年秦国就灭亡了。所以秦国就是因为法律太严苛才灭亡的。
“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前面的史书是讲《史记》，《史记》记载秦二世的灾祸是谁引起的呢？就是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用严苛的法令使秦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下面讲：“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之心，并任儒辨，以并诸侯，然后罔漏吞舟之鱼，烝民朴谨，天下大治。”这是讲汉高祖刘邦最初用约法三章结好百姓，对百姓法令非常宽松，同时任用像萧何等有智慧有道德学问的人。最后他吞并各地的诸侯，采用宽松的治国政策，使得百姓变得非常纯朴，天下大治。后面就讲到汉宣帝：“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这是讲汉宣帝。汉宣帝继承前面六代先帝的宏大基业，汉朝国力还是很雄厚的。虽然从汉武帝晚年征战开始，国内已经开始衰弱，但是汉宣帝还是继承了武帝、昭帝的征讨办法，四周的民族都恐惧汉朝的武力，怕汉朝再打他们。国内的老百姓对战争也非常厌倦，一打仗老百姓是最苦的，所以天下形成归附之势。这个时候治理国家应该让民众安居乐业，应该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但是宣帝却是以严峻之法对待百姓。他注重刑法，鄙视儒学，偏重刑民。当时权倾朝野的奸佞之臣石显、弘恭这些人谄媚奉迎，阻挡了其他人的言论，什么事都独断专行，最后使得君主“负无穷之谤”，这是指背负无穷的指责。汉朝为什么会灭亡？这里讲到，就是因为宣帝用刑法，最后使得石显、弘恭这些奸臣掌理了朝政。
“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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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这是讲到底是谁断送了汉宣帝的天下呢？汉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走向衰弱的，根本就是因为汉宣帝爱刑法，爱这个刑法所以汉朝同样走了秦朝的老路。这里蒋济就讲到，假如汉宣帝预先想到用贤士和刚直之臣让他们来做汉朝的顶梁之柱，把国家的政事托付给这些人，而不让这些宦官奴仆来掌握国家的机要事情，汉朝怎么可能在元帝的时候就已经栋梁弯曲折断，屋檐崩塌。汉朝在汉元帝的时候已经很乱了，元帝以后汉成帝更昏庸，最后30年汉朝出了王莽之乱，就变成王莽的新朝。所以这里就讲到，过去秦始皇凭刑法治国，自己灾祸很快到了，自己死后三年秦朝就灭亡了。汉宣帝也是爱好刑法，结果也是很短的时间西汉就灭亡了。这个和秦朝的灭国没有两样，都是因为用刑法，法令太多，导致国家灭亡。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发现一个朝代兴衰的规律，就是社会兴盛的时候，往往是道德教育搞得很好，法令宽松；一到社会衰败，衰乱的时候，往往是执法严苛教化衰弱。所以严苛的法治会导致社会衰乱，这是很有道理的。老子讲“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真理。法律只是管人的身体行为，但是人做什么一切的举动都在于心。如果这个心起了邪念，他就会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果心是好心，他就不可能去做坏事。要治心必须通过教育，法律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法律，第一能起到威慑的作用。第二是对这些通过教化实在无效果的人进行惩罚。如果纯粹用法治，就会导致很多人苟免无耻，没有羞耻心。正如孔老夫子讲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用这个法令，他最多是不去做违法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法令不能规定的，一些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情你就没法控制。所以只有通过道德教育，人心变好了，自然不会去犯法。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魏徵等人也都看到，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够使国家真正达到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的效果。所以提出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制为辅这样一个治国的总体方针。
第二十二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二）
——正确认识德教和法治
前面我们讲述了从上古时期一直到汉朝社会盛衰兴亡的规律，从整个规律里面我们发现，社会兴盛的时候，往往道德教育搞得很好；社会衰乱的时候，往往实施严厉的法治。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不足
“以德治民，有耻且格，以法治民，民免无耻。”德治和法治这两种治政方式的优劣，中国古圣先贤非常清楚。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就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这是讲用政令来引导百姓；齐之以刑，这是讲用刑罚来管理百姓。这样百姓虽然能够不敢犯罪，但是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这会导致一些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明显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事情常常发生。比如青少年沉迷网络，甚至爱看色情的东西；年长的人喜欢聚众打牌、赌博，包括第三者插足，婚姻出现问题等等，一些法律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就会特别多，因为人没有羞耻感。孔老夫子接着讲：“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法来教育百姓，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人心都回归到正道上来，民风会变得非常纯朴。这是讲到道德教育和用政令和刑法来约束百姓，这两者效果的不同。孔老夫子在这里没有指出应该用道德还是用刑法、政令来教育百姓，但是他讲到这两者的效果，应该怎么样来治理政事，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很快就明白了。
在《群书治要·盐铁论》里面同样讲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是用来惩罚人的。但是，是不是制定法律之后人就能够廉洁了呢？这个做不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惩治腐败，他最多不敢去违背法律。但是，是不是制定法令之后他就能够做到清正廉明呢？这个很难。
法律规范的是人外在的行为，而清廉是一个人对自己内心道德的自律。一个真正清正廉明的人，法律有没有规定他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首先就是不贪，他没有贪心。法律可以把那些贪污腐败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它不能戒除这些人的贪心。要戒除人的贪心、让人节制欲望，必须通过教育。所以教育是让人从内心里面从道德上约束自己，而设定法律是让人受到威慑，人在采取行为举动的时候，就会想到有法律在约束他。真正要想让一个人清正廉明，不仅要有外在的法律来约束他，更重要的是要有内心的道德来约束他。所以《盐铁论》里面讲到，法律“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如果犯了死罪，法律可以把人处死。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死刑，但是，是不是制定了死刑的制度，就可以使人仁爱了呢？这个做不到。人并没有因为有死刑，就懂得去仁爱别人。一个人之所以犯下死罪，往往都是伤害到国家或者他人的重大利益，甚至伤害他人的生命。这种人之所以会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他内心没有仁德，根本是他的心是麻木的，没有一点仁慈。所以，要减少杀人犯，并不是判处更多人的死刑，更重要的是教育人，让人生起仁爱之心。不是法律越严苛，违法的人就会越少，最重要的是通过教化让人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样人就不会去违法了。一个好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去帮助人、利益人，怎么可能去伤害人呢。
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
在《盐铁论》里面还讲道：“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民也。”古圣先贤治理国家，首先是明其仁义之誓，让百姓都知道自己施行仁义，使民不逾，让百姓不要违背仁义，人人都去做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不进行教育而把犯罪的人杀掉，这是残害百姓。人为什么会犯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他不懂得道理，他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去幼儿园看那些小孩，你能看出哪个孩子是好人，哪个孩子是坏人吗？看不出来，看到的小孩每一个都是那样的可爱。为什么后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有的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究其根本是因为教育缺失导致的。第一，没有好的家庭教育；第二，没有好的学校教育；第三，到了社会上接触的也是一些道德品行不好的人。这样他们就会犯错。尤其是现在，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抓好。这些青少年如果学习了孝悌，懂得孝敬父母，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这是讲制定刑法使百姓不可逾越，不如确定行为规范使百姓不可逾越。古代对孝道非常重视，唐朝时期就规定不孝敬老人、打老人的人、最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过去中国有一条法令叫做“亲权处分”，就是讲一个人连他的父母都不想要他了，这个人可以由官府直接判处他死刑。这条法令一直到清末、民国初年一直都有。如果一个人连他父母都不想让他活了，说明这个人道德肯定败坏到极点，这样的人留在世界上只会给人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父母是最爱子女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能遵守礼义，落实孝悌，落实伦理道德。
“闻礼义行而刑罚中”，倡行礼义，而刑罚就能够运用得当，甚至可以不用刑罚，真正人人都讲道德礼义了，这个社会刑事案件就会减少。人人守法，很少人犯罪，好人多了，坏人就少了，整个社会风气就好了，自然道德品行差的人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感化。
“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倡行刑罚，刑罚很严厉而社会上会兴起孝悌之风。重视刑罚不重视教育怎么可能兴起孝悌之风呢？孝悌之风的兴起必须要靠道德教育。所以魏徵等人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谈到治国理政的思想，就是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刑法只是作为辅助的工具，不能把这两者颠倒过来。“高墙基窄，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墙很高，如果基础很窄，肯定是不能建成的，这是我们常人都晓得的道理。房子建得越高，基地必须打得越深越宽，房子才会稳固，这是比喻。严刑峻法，用严厉的刑法来治理国家，不可能长久，这个历史上都有证明。秦朝灭亡，就是因为法律太严苛；汉朝在汉宣帝的时候，开始重刑法而轻道德教化，汉朝就开始走向衰亡。所以用严刑峻法来治国，国家必定不能够长久。同样治理公司也是这样，公司里面制度非常严格，员工一违反制度就扣奖金，甚至罚款，员工也受不了，干一段时间他就跑了。治家也是这样，你如果天天对小孩进行体罚，棍棒相加，这个小孩也受不了，可能会跑走，不回家了。
子产、子贱与西门豹
《群书治要·史记》里面讲：“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宰相。这个人很有智慧，他治理郑国的时候百姓不能欺骗他，这是讲他治理政事的境界。百姓欺骗他，他能知道。子贱治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子贱是夫子的学生，他治理单父是“鸣琴而治”，只要弹弹琴就能够化解百姓的诉讼，特别懂得道德教化，所以百姓都不忍心去欺骗他。西门豹治邺，百姓不敢欺骗他。西门豹是个酷吏，他治邺的时候法律非常严苛，所以人都不敢违背法律，不敢骗他。这三个人最终目的都达到了，把这个社会治理得很好，但是这三个人的才能哪个最高呢？
“辨治者”，懂得治理国家政事的人自然能够分别出来。我们自己想想这三个境界哪个人的才能更高？所以在《史记》里面节录了一段小注，讲魏文帝问他的臣子：“三不欺于君德孰优？”这三种不被欺骗的情况，对做君主来讲哪种更优，更好？魏文帝的三个臣子，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三人回答说：“臣以为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同归者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考以斯言，论以斯义，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这是讲做领导的，你推行的是仁德的政事，推行德政，你做到君仁，臣下就会有感于道义，有感于领导者的道义仁慈，不忍心欺骗自己的领导。领导对我们很好，既仁且义，我们做下属的好意思去欺骗领导吗？在一个企业里面，这个老板对员工关怀备至，什么事都能够替员工着想，做员工的好意思去欺骗领导吗？不好意思。人都有良心，所以这是讲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主很有智慧，很明察，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做臣下的会怎么样？他自己不能，他想欺骗也欺骗不了。这是讲不能欺，这比不忍欺这个层次境界就要差一等。
“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公司的制度非常严厉，处罚非常重，如君主滥用刑法，谁都怕，他会畏罪，生怕自己犯了法，所以根本就不敢欺骗，这是讲不敢欺。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最好还是要推行德政。领导者推行德政，做臣下的感于道义就会忠于自己的领导。像企业里面老板对人很好，处处为员工着想，员工自然会处处替领导着想，处处替公司着想。这个境界就和夫子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一样的。这样做臣下的知道有羞耻感，他不好意思。人家老板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好意思作出伤害企业利益的事情呢？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百姓格外地爱护，百姓怎么好意思去违法乱纪。“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样就能够实现仁政，做到君仁臣忠，领导者用道德感化，百姓自然会受领导者的影响，做一个有道德有仁义的人。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领导者自己努力落实道德，做大家的榜样，自己努力修好身，就像北斗星一样，他自己不动，其他的星辰都围着他转，真正能实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怎么实现？就是领导者自己修德，为百姓做一个榜样，政事自然就好办了。“考以斯言，论以斯义，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考察孔老夫子的这些教诲，魏文帝三个臣子都认为不忍欺是最好的。不忍欺这是讲道德教化，不能欺是讲领导者有智慧或者是设计了很巧妙的制度，让人不能够欺骗领导。但这还不是最高明的，最高明最好的是不忍欺，这是道德教育做得好，真正实现无为而治。所以要达到最好的治理，必须要通过道德教化才能够实现。
刑德成治，不能偏用
前面讲不忍欺的治理方式，这就是过去中国古圣先贤通过道德教育来实现的。《群书治要》里面讲，尧舜之时，百姓皆以尧舜之心为心，那是最好的治理。员工都以老板之心为心，他怎么会去欺骗老板呢？百姓都以领导者的心为心，他怎么会欺骗领导？反过来，如果用刑法，百姓虽然害怕受到法律的严惩，不敢做违背法律的事，但是法律规定以外的，百姓就没有羞耻心，你就无法用道德力量制止和约束。所以要以道德教育为根本，把法令和制度作为辅助的手段。
为什么要有法令制度？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都是因为人有了私心，如果对人的私心通过道德教育完全起不到作用的情况下，那就要用法令制度来约束，通过法令制度来作为辅助，不能说完全不用法。所以《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讲道：“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这是讲治国的根本之道就像两条铁轨，一条是法治，一条是德治。这两条铁轨不能够单独走一条，你说纯讲德治，现在社会人心已经堕落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你纯讲德治也很难。纯讲法治也不行，所以这两者要结合使用，相辅相成。就像上天有阳就有阴，有太阳就有月亮，有白天就有黑夜。所以领导者要实现大治必须要刑罚和道德教育相结合，要结合法令制度和道德教化这两者的功能，两者的作用，才能够把社会治理好。
经营公司也是一样，公司里面要有教育，但是公司里面也得要有制度。即使看似没有制度，其实背后你还是有一套无形的制度的，不能说不规定什么时候上班下班，任何事情还是得有制度相辅。所以即使是圣人治理国家，这两者也不能偏颇。圣人治国也用法，只是用的成分很少。“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尧帝、舜帝他们这些圣人治国，只是重点在于进行道德教化，很少用法。但是最早他们也有法令制度。“刑德相半者三王也”，这个三王是讲夏商周的时代。夏商周的时代人心与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所以这个时候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两者份量相当，这是讲三王。“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伦理道德的教化已经很衰弱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还讲仁义，还有德，只是很少了。用法令制度治国这个因素占得多，这是讲五霸。最后单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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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把道德废弃掉，这是秦朝。秦朝虽然迅速强大起来，但是很快就灭掉了。这说明道德没有了，这个国家、这个企业、甚至这个家庭很快就会有灭顶之灾。像五伦关系，这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这是人本性中来的，人都违背本性，违背天地自然的规律，怎么可能长久存活呢？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德是最重要的。用德多，用刑少那是最好的治理。古圣先贤用刑，他用刑是为了不用刑，是为了让人人都遵守伦理道德；是以刑让人回归到伦理道德上来。实施刑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不用刑法，判处人死刑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不让人去犯罪。所以用刑法也是仁，也是让人回归到伦理道德上来。
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
在《群书治要·昌言》里面讲：“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寔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常道行于百世，权益用于一时，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则无所取正；罗网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士民无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这是讲做领导做君主最重要的、永远不变的是要进行道德教育，以德来感化人。这是做领导要摆在第一位的工作，永远要做下去的。而刑法是给道德教化进行辅助的。“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寔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古代这些古圣先王，真正能让天下大治、让百姓亲和，进行五伦的教育，最终实现万邦和谐，百姓能够繁衍生息，甚至天地都出现祥瑞，鬼神都给人降下来吉祥。这都是道德教育所带来的，道德教育推行就会得到这样的效果，而不是推行刑罚所能够带来的。“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这是讲至于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朝代走向衰亡的时候，在朝代的末期，道德教育没有了，社会一片混乱。这个时候如果不用兵征战就不能确立功业，不能够救万民于水火，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征伐用兵。中国历代朝代的灭亡，历代的战争都是因为君主昏庸，奸臣当道。百姓是被逼造反，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得用兵，不用兵百姓可能只有死路一条。“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这些狡诈奸恶的人成群结伙，他们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如果不用刑法，就无法把这些人整治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用刑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奸臣，像明朝的严嵩，整个“严党”的人权倾朝野，不是用道德教化能够改变国运的，这个时候就得用刑法。所以这里讲到“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时代的形势不同，采用的措施也应该不同。最重要是要明了这个形势，像《周易》里面也讲到了，什么时候要用刑法，不是说这个刑法完全不能够用，只是在迫不得已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才能够用刑法。像在舜帝的时候他也流放四凶，尧舜禹也都处理过奸佞的人。古圣先王最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对于这些无法用道德教育来感化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就得采用刑法。
“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道德教化的根本是什么呢？教人遵守礼，讲求义。礼是什么？最简单的，我们讲《弟子规》，这是最简单的礼。义是讲人们做事要符合做事的规矩，符合道理，义者循理。礼义要以典籍为本，礼义的教育必须要学习古圣先贤的经典。所以古代常讲“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传承，就是因为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但是，我们要从最根本的经典学起。
古代的人，童蒙时期是读“小学”，学会洒扫应对、孝亲尊师。中国最早的蒙学读物汉朝就有了，就是教人学习这些，在《礼记》里面也都讲到。现在我们最好是学习《弟子规》，不仅是小孩要学，我们大人也要学习。“小学”学完了，四书五经、十三经、经史子集，都应该学习。但是，学习不能博而杂，而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看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对某一本书特别精通。像《群书治要》其中的一位编者萧德言，他就特别精通《春秋左传》；像汉朝有一位臣子叫京房，他就特别精通《周易》，有的特别精通《礼记》，精通《孝经》。古人学习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讲礼义的教育要以典籍为根本。
“常道行于百世，权益用于一时。”常道，什么是常道，永远不变的叫常。五伦之道这是常道，常道可以通行百代。伦理道德的教育时时要，尧舜禹的时代要，我们今天一样要；在中国要，在外国也需要。所以这是讲“常道行于百世，权益用于一时，所不可得而易者也”。这是讲变通的措施，权宜之计，它得根据时势情况的不同而用，不能永久用的，所以只能用于一时，你不能颠倒互相替代。你不能用严刑峻法来替代道德教育，这是不行的。
“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制度不完整那你可能就招不来人。“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礼义错乱没有等级的区别。比如在公司里面，总经理、部门主管、员工这都没有区别，你让员工怎么做，部门经理怎么做，他会无所依从。“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法令没有常法，法令多变，这人可能就会走到哪里都犯法，随便干一个事情到处都是法网，让人不知所措。像在秦朝时期，法令多，老百姓随便做什么可能都违背法律，这让人不知所措，不知做什么好。“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伦理道德的教化不明晰，老百姓不知道相信什么。夫子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百姓得有信仰，得有精神生活，要对国家生起信心，这是比国防和粮食更加重要的问题。“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这是讲没有制度无法招引贤才来治国，这样国家很难得到大治。“用之不可依”，这是讲礼无等，没有礼义，老百姓做事就没有标准，不知道该怎么做。“罗网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到处都是法网，老百姓做什么都会违背法律，难以躲避。这样百姓日子就过得苦，他就造反。公司也是这样的，公司制度太多了，他干什么一不小心就违背制度了，一不小心就受罚，最后他只好跳槽辞职。“士民无所信，则其实志不知所定”。老百姓不知道相信什么，价值观没有了，他这个心就定不下来。所以精神信仰很重要。中国古圣先贤提倡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做忠臣孝子，做个君子，做贤人、圣人，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目标。如果这个都没有了，人都想赚钱，都想当官，就像公司里大家都想当一把手，那就乱套了，他就不能立足自己的本位了，一个单位人人都想争着当领导，人人的志向都是来当领导，肯定有问题。中国古人教人做君子做圣贤，做忠臣做孝子，教人立足本职工作，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有这个命运，你有这个机会，你德行够了，该让你当领导你就能当领导，而不是教人求这个。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些都不是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应该是什么？首先重视伦理道德，重视教育，当然也得有规章制度。中国古人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规章制度也得要，这两者要很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二十三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三）
——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
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主，但是法令制度也不能没有。古人常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古人也教导我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
在《群书治要·袁子政书》里面，对德治刑辅的思想讲得更加详细，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会更加明晰。
《袁子政书》里面讲：“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这是讲仁义礼智，是治国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国的枝末。如果没有道德仁义礼作为立国的根本，国家就立不住，所以先要有立国之本。但是，“无末者不成”，没有枝节国家也很难治理好，如果国家没有法令制度也不行。过去汉高祖刘邦，他也是首先“约法三章”，这是讲要把道德仁义作为根本，法令制度作为辅助，本末相结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古人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什么事情应该在前面做，什么事情应该在后面做，明白这个先后秩序，你就明白治国之道了。“先仁而后法”，你对百姓仁慈仁爱，先施行仁政，然后再讲法治；先教而后刑，你先推行道德教育，你如果不推行道德教育就用刑法，这叫虐害百姓。先行教化，然后进行惩罚。惩罚不是目的，惩罚只是手段。通过惩罚让他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育，回归到正道上来，这是讲治国的先后秩序。
“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讲求仁爱，使人有道德，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禁令。“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讲礼制使人知道有哪些禁忌，有哪些忌讳，他可能不会去违背礼法，但是不一定能够使人讲求仁爱。所以仁比礼高一个层次。“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礼也，立身之本”，人的立身之本是仁义，“明之者礼也”，要把这个仁义彰显出来，就是让人遵守礼制。怎么样使人必须遵守礼制呢？“必行之者刑罚也”，这是讲使人必须遵守礼制就是刑法。古代对于不孝的人，实施严重的刑法，对于不忠的人也实施严重的刑法。古代的法令就是用来维护礼的秩序。所以这里讲：“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以仁义为根本，再通过法令来促成，制定法令也是让人来实现道德仁义，要两者相结合而不偏重，那么就能够达到治国的理想境界。
治国这两点不能够颠倒，先后、主次、本末不能够颠倒，根本还是道德仁义的教化，但是要通过法令制度来促成，把道德仁义礼落实。所以后面讲到“夫仁义虽弱而持久”，讲仁义好像显得很柔弱，但是能使国家长久的保存下去。像周朝，享国八百年，以什么立国？仁义。“刑杀虽强而速亡”，秦朝用商鞅变法，迅速强大起来，其结果是加速国家的灭亡。法律越严苛国家灭得越快，所以要两者相结合，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治国之道。
先行德教，方可用法
古人并不是说不用刑法，而是认为要有先后秩序。前面我们讲到，主次先后本末要搞清楚。道德教育是根本，是主要的；法令制度应该在教化之后，这个是枝末。所以《孔子家语》里讲：“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这是讲在上位的不懂得教化百姓，不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却又乱杀百姓，这不符合情理。像小孩犯了错，你没教他，就责罚他，这不合道理，因为他不知道。“不教以孝，而听其狱”，你不进行孝道的教育，不教人父慈子孝的道理，你不用道德的教化来判决官司，这是杀害无辜啊，因为你没教育他。“三军大败，不可斩也”，全军大败了，仗打败了你不能斩杀士卒，打仗失败最重要的责任在于谁？在于将领，在于领导者。司法混乱，你不能实施刑法。为什么要这样呢？“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株，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这是讲在上位的，没有进行道德教育，罪过不在百姓身上。就像小孩犯了错家长没进行教育，养不教，父之过也。民众犯了错误，是领导者的过失。法令很松懈，百姓犯了错你要诛杀他，这是残害。征敛无时，你随时都征收赋税，这是暴政啊。不诫责成，不对百姓进行教诫，不进行道德教育，却要百姓遵守礼法，这是虐害。政无此三种情况，刑法便可以适用了。反过来这三种情况有一种，都不能用刑法。
夫子讲：“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
这是讲首先领导者要宣讲道德，以身作则来给百姓做示范。百姓看谁的？百姓看领导者。就像家里孩子看谁的？孩子看父母。如果这样还不行，则尚贤以劝之，来敬重贤者，来鼓励众人。教小孩也是，如果父母不行，你教他向谁学习？你看谁德行很好，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有几个孩子，哪个孩子孝悌做得好，表扬他，让其他人向他学习。百姓呢？比如说我们推举孝廉，选举道德模范让大家向他学习，这叫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废弃这些不守道德的人，对这些不守道德的人进行处罚，让百姓感到惧怕，这是最后的手段。“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样做了，百姓就会遵纪守法了。这三步你不能反过来，你要依着夫子这三步去做。第一步是教，第二步是劝，第三步是法。“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如果这三个都不行，还有奸邪的人顽固不化，这时候用刑法来对他，这样老百姓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也。”这样就不必用威严来警告他，刑法都可以搁置不用了。
下面夫子讲道：“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这是讲，孔老夫子当时已经感叹，鲁国社会风气很不好了，教化混乱，刑法繁多，民众感到迷惑，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犯罪，一犯罪就容易受到制裁。所以刑法越来越多，盗贼却屡罚不尽，社会风气衰败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老子讲“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令越多盗贼反而越多。
郤雍的启示
在《群书治要·列子》里面讲到，晋国盗贼特别多，国君为盗贼多感到很烦恼。有一个叫郤雍的人，这个人非常厉害，他能够看出盗贼的相貌，看盗贼长什么样，看他眉间的神色就能知道他是不是盗贼。这个人很有智慧，因为他明白相由心生，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盗贼，于是晋侯就把郤雍找过来，让他指认盗贼。结果千百名盗贼无一遗漏，一说一个准。晋侯很高兴，他就告诉赵文子，说他找到一个奇人，这样就可以使晋国的盗贼尽除，这样就用不着许多人侦破案件了，有这一个人就够了。文子就讲，君王你只靠辨查神色来捕获盗贼，这个盗贼是除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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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郤雍必定不得好死。文子很有智慧，早就看到了结果。由于晋侯用了这个郤雍，很多盗贼被抓起来了。于是这些盗贼就共同商议，我们这样下去只会走投无路，把我们逼到这个境地的，罪魁祸首就是郤雍。于是这些盗贼就偷窃了郤雍的财物，并杀死了他。郤雍被杀死之后，晋侯听到这个消息为之大惊，立刻就召见文子。跟文子讲，果然跟你说的一样，郤雍被人杀死了，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捕获这些盗贼呢？文子就跟他讲，古人讲能看见深潭中有游鱼，这种人不吉利。能知道隐藏之物的人有灾难。因为太有智慧了，而且有智慧又不懂得隐藏，这肯定不吉祥，人家会想方设法把你给除掉。就像这个郤雍，他很有智慧，但是这伙盗贼肯定不会放过他。所以文子就讲，如果君主你要想使晋国没有盗贼的话，不如举拔贤良予以任用，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人人都有了羞耻之心那谁还去做盗贼呢。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搞严厉的法令，增加一些善于搞侦探的人，把这些坏人都抓起来。你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坏人是抓不尽的。越善于搞侦探的人，坏人越会想办法来对付你，会把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所以不如推行教育，人人都有了羞耻之心谁还愿意做盗贼呢。于是晋侯就让文子来主持政务，推行道德教育，一推行道德教育很多盗贼就消失了。
所以，要想把社会治理好，用法不就是等于有很多郤雍这样的人吗？有很多郤雍这样的人不如把道德教化搞好。道德教化搞好，人有羞耻之心，人都不愿意做坏人，自然社会大治。
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
《群书治要·淮南子》里面讲：“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人如果不懂得礼义，不能够施行法治。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死，但是不能让人去效法孔子、曾子的品行。曾子是大孝子，孔子是圣人，你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你能够让这些人努力向圣贤学习吗？不能，让民众向圣人、贤人学习，那得教育，不是说杀一个不孝子就能够做到的。“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可以对偷盗的人进行惩罚，但是不能让人学习伯夷的正直廉洁。就像前面讲到，你可以处罚偷盗的人，但是你不能教人没有贪心。他最多害怕，不敢做这个事。贪心没去除，他还是会去做违反法律的事情。只有教人不贪，他这个盗心没有了，人就能廉洁正直了，所以教化是最重要的。
在《淮南子》里面还讲：“古者法设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古圣先王制定法律，但是没有人犯法，刑法设置了却不用。这种情况古时候出现过，据说成康时期监狱都是空的。“非可刑而不刑也”，不是说那些该刑罚的人而不对他们用刑，而是“百工维时”，这是讲百官都能够尽职尽责。“庶绩咸熙”，各项事业都很发达，各种事情各种政务都处理得很好。“礼义修而任贤德也”，礼义得到修治，人人都遵守礼义，贤德的人得到任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种刑措不用的盛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德教兴盛，而不是实施严厉法令的结果。
像唐朝贞观初年，最好的时候全国一年只有几个死刑犯，有一年只有九个人判处死刑。那么大一个国家，才有九个死刑犯，说明社会安定，老百姓没有人犯法，这都是通过道德教育实现的。
好的制度也需要贤人才能执行
现代人首先讲到的就是要把制度搞好，大家要讲规矩。中国古人也并不是说认为制度不好，但是他们认识到一点，就是虽然有好的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人来实施。
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明君必须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贤明的君主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但是“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有好的制度就能实现大治了，更重要的是“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要有贤能的人去推行这个善政。所以这里面讲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有好人。实际上来讲，有好人才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还必须要有好人去执行。
古人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深刻，中国古圣先贤真正以人为本，对人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古人明白，道德教化影响人的内心，法治制度只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所以用道德教化可以感化人内心的世界。如果只是用法律，再好的法律也要人来执行，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还是人，由人来做这个事情。即使是法治，也是人来实现的。光谈法治不谈人，法治也无法谈起。而且推行法治，首先要社会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大家都普遍认同自觉遵守这个法。没有高的道德标准，有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可能都有空子可钻。我们不能设想，一旦制定法律制度，社会秩序就变好了，违背法律的现象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社会，人的整体道德素质低下，这个法律再严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够让社会长治久安。
古人早就讲，道德仁义这是本，法治是末。如果没有这个本，这个末没有用，因为它没有根基。像一棵树根没有了，枝末再漂亮，用不了多久这棵树肯定会死掉。现在看西方，西方社会实际上维护公平正义的这种民主和法制，其实也有一个本。西方实行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它有一个土壤，就是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他们受到这种宗教教育。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维护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是宗教教育培养人的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培养人的德行。所以西方也是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也有这个道德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忽视道德教育，不要认为把西方的这些制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西方宗教的教育移植到中国来，也和中国文化不能完全相合，因为不是中国本土的。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根基，我们把这个恢复起来很容易，只要把伦理道德恢复起来，用什么样的制度，其实都能够把社会治理好。像尧舜禹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唐朝时期是君主制，社会也能实现繁荣。社会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人心，是人的因素，道德教化的因素。道德教化没有了，制度再好社会也会出现问题。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发生各种暴乱，英国也会发生暴乱。并不是说有了制度，社会就太平了。而且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上幸福感最差的，第一是美国人，第二是日本人。所以并不是说生活物质条件好就有幸福感。讲制度其实最重要是要有好人，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有好人，才能够产生好的制度，执行好的制度。
为什么中国古人没有说一定要流传下来一个什么制度？因为制度是权宜。实施什么样的制度要看时势，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伦理道德是不变的，五伦关系你不讲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伦理道德落实。我们经营企业也是一样，每一个企业制度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个制度在这个公司可以用，换到另一个公司这个制度就不管用了，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治国也是一样，不是说美国人把他那一套推广到全世界，世界就和平了，不可能。每一个国家都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就像每一个公司它得实施适合自己公司发展的制度，但根本还是要把伦理道德落实。中国古人的这些伦理道德是真理，在美国也需要，在中国也需要，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需要。
第二十四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四）
——以人为本，谨慎用刑
古圣先王治理国家，重视德教，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刑法是道德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古代的帝王，对于用刑都特别谨慎。
刑法的两面性：圣人以治，乱人以亡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就讲到，“夫刑辟之作，所从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详慎之者，以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
刑法的由来已经很久，其实我们学习历史，学习《群书治要》就知道，在尧舜禹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法官。舜帝时期就任命皋陶为司空，皋陶后来被人们称为狱神，是中国司法的鼻祖。法令制度是和道德教化同时起源的，但是法令制度有两面性，如果用得不好，可能就会带来危险。
《政要论》里面就讲到，“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法令刑法这是一个工具，真正圣主明君把这个工具用得很好，社会就会长治久安。如果君王昏暗，用得不好，可能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国家败亡。所以法令制度是工具，一个好领导者，就是要把这个工具用好。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对于用刑都是非常谨慎的。
唐太宗处理死刑犯就非常严谨。一开始是要经过三次审查，他审查之后，还要经过三次，后来又改为五次，可见他对判处死刑无比谨慎。古代帝王都对此非常谨慎。原因是什么呢？“以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人的命运是最为宝贵的，一旦处死就不能再复活。
《政要论》里讲到“夫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讯，然犹复三判，佥曰可杀，然后杀之，罚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这是讲，尧帝舜帝都是圣主明君，都是圣人。“尧舜之明”，就是像尧舜他们这么有智慧的人，他们都意识到这个刑法非常重要，为这个刑法感觉担忧，担心用刑不公。所以从那以后，真正的圣主明君都制订法律规定，设三槐九棘之吏，通过好几个层次级别的官吏来复核这个死刑。“肺石嘉石之讯”，这是讲允许百姓和其他人为受刑者辩冤。一方面让官员来复核，一方面让百姓，让受刑者的案情能够上诉，有辩解的机会，即使这样，还要重复三次审判，大家都认为可以判处死刑，然后才判处死刑，可见古圣先王对于死刑的重视和谨慎。
“罚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对犯人进行的处罚，若是案件还有任何一点疑点，就尽量从轻发落，以免一旦施以重刑，反而冤枉，或者是判处重刑一旦是错误的就不可挽回，这都说明真正对用刑非常谨慎。
“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太平之治也。”如果这个国家司法制度真正能够做到如此的谨慎，慎用刑法，真正做到用刑公正，即使这个人被处死，他也不会痛恨这种司法制度，痛恨判处他死刑的执法官吏。“生者不忿”，他的亲人也不会感到愤怒。为什么呢？这都是按照法令公平、公正处理，他确实犯了这个法，罪当受这个罚，所以死者生者都没有怨恨，就不会有灾害。社会的灾害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人们的怨气、怨恨，怨气会带来灾害。古人常讲，一旦判处冤案，会有“六月飞雪”这样的事情。人心如果怨气重，确实对环境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环境的恶化正是由于人心、道德的沦丧导致的。“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真正社会清明，百姓内心都祥和，安居乐业，就不会有灾害，社会就会安定。
“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圣人用刑法都非常谨慎，一定要让百姓犯法的少，而畏之者众，让法令刑法能够威慑到百姓，让百姓不敢犯法。圣人用刑，目的并不是对百姓犯法之后来处罚他，真正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百姓产生对刑法的畏惧，不敢去违背法令。所以古人讲，“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明确刑法，是为了不用刑法；善杀，这是讲判处死刑，为的是不要再有死刑犯罪发生。圣人即使通过刑法，也要教育百姓，让百姓不要做错事情，通过刑法最终达到不用刑法，通过处以死刑达到没有人去犯死罪。
但是昏乱之主就不一样。这里讲到“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也”。昏乱的君主使用刑法越多，结果越是频繁的用刑，反而导致违反刑法的人越来越多；判处的死刑越多，反而这种轻慢刑法的情绪更盛；越是用刑，结果违法的人越来越多；越是杀人，结果百姓对于这个刑法越来越轻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用刑没有详查慎判，没有真正对每一个案件做到谨慎详查，要么是判重了，要么是判轻了，让百姓不能心服，没有做到详慎公平，执行死刑也不是有法必依。
所以后面讲“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此之谓也”。不能够详查慎判，可能就会量刑不当，量刑不当应该处死的反而活着，应该活着的反而处死，法令不公平，百姓就会有怨气，对刑法就会不服。“不必则令有所亏”，不必这是不依法行事，不依法行使法令，法令被废弃没有用，可能就会导致量刑处罚都不公平。如果一旦出现这两个错误，“虽日用五刑，而民犹轻犯之”，你每天用五种刑法，你用各种各样的刑法，但是并不能够威慑住百姓，百姓反而还会轻慢，会触犯法律，因为用刑不能够详查慎判，不能够依法行事。所以这里讲到，“乱刑之刑，刑以生刑”。什么是乱刑之刑？乱刑之刑就是乱用刑罚的刑罚。你不按照法令来做事，执行刑法不能详查审判，不能有法必依，有失法律的公正，乱用刑法反而会生出更多的刑法，人会出现更多的违反刑法的事件来，“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恶意斩杀的，会导致更多的杀戮。比如说一个人不应该判处死刑，你判处他死刑，死者会心里不平，生者会愤怒，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来报复，甚至报复这些执法的官吏，所以就会导致更多的杀戮。“此之谓也”，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司法一定要公正，用刑一定要详查慎判。行法如果不能公正，就会失去公信力，老百姓就会不相信法律，进而不相信政府。就像公司里面一样，公司的制度如果不能严格执行，不能在每个人的面前都能公平执行，那么员工对这个制度就会产生怀疑，进而对公司就会有不满。所以运用刑法要非常谨慎，一定要做到详查慎判，有法必依。
为什么同样是用刑法，“圣人以治，乱人以亡”，圣人用刑能把这个社会治理的很好，这是圣人能用法令制度很好的来促进道德教育。“乱人以亡”，乱人只是单纯用法，用这种乱刑之刑，刑以生刑， 反而导致百姓怨恨，社会混乱。
刑罚、法令制度，这些都是工具，最重要的是用者的存心。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道德教育，就是要以道德为准绳， “明刑致于无刑，善杀致于无杀”，即使是用法，圣人用法是最终希望实现不要用刑法，处理一个人是让所有的人不要再犯同样的罪；杀戮一个人，处一个人死刑，要达到让所有的百姓都不要去犯这种死罪。这体现的是古圣先贤的一颗仁爱之心。
我们学习《周易》就明白，圣人治世，包括用法最重要的是要秉着一颗仁爱之心；执法，尤其是执法的官吏，要有一种仁爱之心。《周易》里讲“天地之大道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为官者，做领导的，在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是要有仁德，这是为君之德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有幸做了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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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执法的官吏，治理政事没有仁爱之心，往往这样的官吏很难有好的结局。
酷吏严延年
我们在史书上看到，专门有《酷吏传》。很多酷吏本身可能是清正廉明的，只是没有仁慈之心，一味用法，这样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
《汉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位酷吏，叫做严延年。严延年是汉朝著名的酷吏，这个人身材矮小，精明能干，而且非常灵活快捷。《汉书》上讲他是以精于政务著称的，夫子的弟子子贡、冉有这样的人和他相比未必能胜过他。他当时是河南郡的郡首。官员忠诚奉公，严延年对人家就非常好，优待他们，为官员着想，居官办事也非常公平，不顾个人的得失。他很有智慧，他管辖区内的什么事情都知道，但就是痛恨这个坏人坏事太过了，疾恶如仇，所以被他伤害的人很多。而且他特别善于写狱辞，善于写官府文书，他想要诛杀的人他自己亲手写奏折，专门掌管文书的这些人，以及他身边的属吏都无从得知。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判定一个人的死罪很快，迅速的像神明一样。而且每到冬天，他这个郡内要把这些死刑犯处死，他就通知各县把囚犯解压到他的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非常残忍，一时间血流了几里地。当时河南郡的人都称他为屠伯，专门屠杀犯人的。他用法非常地严酷，他治理的地方确实也做到了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社会一派清明。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是最好的治理。有一年冬天，严延年的母亲打算和他一起行祭礼。严母刚刚到洛阳，正好碰上他处决犯人。他母亲见到这样处决犯人感觉非常震惊，就没有进入他的郡府，住在外面道旁的亭舍里面。严延年知道这个事就到城外的亭舍拜见母亲，他母亲关门不见他。严延年跪在那里，脱帽叩头很久，他母亲才来见儿子，并且训斥他，说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百里的地方，没听说你以仁爱教化百姓，以保百姓平安，反而利用刑法大肆杀人，想以此建立威信，难道做百姓父母官的应该这样行事吗？
严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史书》上记载，她五个儿子都做了高官，但她看到严延年这个样子，非常痛心。所以严延年就赶忙认错，向母亲叩头谢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接到郡府，把这个祭祀之事做完之后，严母就对严延年讲，苍天在上，上天是明察秋毫的，怎么会有乱杀人不遭报应的道理呀。想不到我老了，还要眼看着自己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我走了，我回老家，为你准备葬身之地吧。
想一想这个母亲说这样的话，心情是多么的悲凉。严母回到老家就对严延年的兄弟家人，把严延年的这些举动告诉他们。结果真的像严母所讲，过了一年多，严延年就出事了，被朝廷处死。所以真正乱杀人，用法律乱杀人，就像严母讲的，怎么会不遭报应呢？这是违背天道，为官者最重要的是要仁慈，真正爱百姓，不能一味用法律来杀戮百姓。百姓为什么会犯罪，根本原因是领导者没有教育好。就像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犯错，关键不是孩子的错，是父母没教育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用道德教育，尤其不能滥用刑罚。
严延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启发，尤其是执法的官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多看《史书》里面的《酷吏传》，对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就会更了解。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就是说，法令越多，反而盗贼会越来越多，违法乱纪的事件反而会更加频繁。因此，要想社会兴盛，并不是制订很多的法令，而重在道德教化。
《群书治要·史记》里就讲到，“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这是讲到汉朝兴起时，把秦朝很多严酷的法令制度都废除了，结果是法网宽松得可以漏掉呑食船只的大鱼。这是形容法网非常宽松，可结果是吏治烝烝日上，官吏亲民，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安定，社会和谐。由此来看，治理国家在于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法的严酷。
治理公司也是一样，并不是说公司的制度有多严格，就能够管理得更好。要想管理好企业，根本还是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永远最重要。制度越多，对这个企业，对这个组织未必会有好处。在《左传》里面就讲到，“国将亡，必多制”。国家将要灭亡，必定会制订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法令制度，不在于多，贵在制订了这个制度就能够实行。
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东北有一家国有企业倒闭了，卖给了外资。外资来了之后，结果却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人家问负责这个企业的管理人员，说你们用了什么方法？他说我们什么也没用，我们就是把你们原来制订的制度一条一条全部落实了。制度关键在于落实、执行，不能够今天制订一个制度，明天又改一下。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里面就讲道：“国之治乱，在于定法。定法则民心定，移法则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乱。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国家治乱在于有定法。定法就是法令确定后不能老改。“法定则民心定”，法令不经常变动，百姓的心才能定；法律变更，民心也随着法令产生变化。而且，“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法令是为了求得处事公正的，法令最重要的是要公正。“一出而正，百事得正，再出而邪”，如果你随意变更，则会有奸邪的事情发生；“三出而乱”，你要是变更的次数再多就会发生混乱；“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如果法令出来之后，这个事情不正，等于无法。法令正而不执行，等于没有执法人，也就等于没有君上，没有领导者，社会能不乱吗？企业也一样，企业的制度不能够执行，那等于没有制度；制度老变，等于没有制度；制度不能得到执行，那和没有领导者是一回事。
第二十五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五）
——提升治国的境界
我们看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盛世，像“成康之治”的时候，监狱都是空着的，说明道德教化搞得很好，百姓都不会犯法，所以社会安定繁荣。到了汉朝的“文景之治”，也是崇尚道德教化，汉文帝学习道家的思想，提倡无为而治，所以刑法也是非常宽松的，社会安定和谐；到东汉，“光武中兴”也是如此，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同样如此。社会兴盛时期往往都是道德教化搞得好，百姓因为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所以很少违反法律。
在《群书治要》里面，我们看到魏徵等人在编这部书的时候，非常注意道德教育和法律的关系，尤其是反对韩非子、商鞅等人的法家学说，不提倡独用法制来治理国家；虽然也节录了法家著作，但是节录的内容很少，而且有侧重点，非常地谨慎，只选取其中有利于治国的一些片断。《群书治要》主要的思想，还是提倡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法令制度、刑法处罚这些做辅助手段来实现社会安定和谐。
唐太宗的仁德
唐太宗李世民成就贞观盛世，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文治武功上面，更表现在他非常有仁德，用法仁慈。他能成为一代有道明君，最重要的是他有这种仁德。
太宗的仁德，第一，他废除了肉刑，这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肉刑的设置历史久远，古代这种肉刑是非常残忍的。唐朝在武德七年公布了第一部法律，叫《武德律》，这部律典沿袭隋朝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太宗登基以后，对这部《武德律》不满意，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司法官员一起讨论修订，要进一步实施宽大的法律原则，就是希望这个法令还要减轻。为了进一步减轻刑法，对《武德律》中原有的50条处以绞刑的死罪，太宗让长孙无忌等人修订，把这50条死罪减轻为断右肢。这本来是死罪，只是砍去罪犯右脚的前脚掌，这等于是减轻了很多。但是太宗在审批的时候还是觉得过于残酷，讲到肉刑应该废除，要想办法取代。后来有一位司法官员就建议把这个断右肢改为加一流，加一流就等于是流放，罪犯流放三千里，在这个流放的地点服三年苦役，比一般的罪犯要加重两年。这个得到太宗的批准。这反映了太宗的仁德，不忍自己的臣民受这种酷刑。
第二，太宗对施刑非常慎重。在中国历史上，死刑的复奏制度最早出现在隋朝。隋朝要通过三次复奏才能决定处以死刑，这个制度在唐朝时期得到延续。唐太宗为了避免错判错杀，又将行刑前的三复奏，改为五复奏，就是在行刑前一天两复奏，在行刑的当天三复奏。太宗的死刑复奏就和今天的死刑复核非常相近，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死刑复核制度的先河。他对这个制度的完善是源于自己的一次错杀。
在贞观五年，太宗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李好德，因为招摇惑众受到查处，拟定要处死，当时担任法官的大理寺丞张蕴古认为不妥。张蕴古就向唐太宗进谏，说这个李好德平日里疯疯癫癫，神志不清，按照国家的法令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够判处死刑。唐太宗是一位特别善于接纳臣子谏言的帝王。他经过查证，发现张蕴古的进谏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就采纳了张蕴古的谏言，决定不判处李好德死刑。但是还没来得及对李好德宣判，出乎意料的是张蕴古竟然在这个时候跑到监狱里去和李好德下棋去了。岂不知隔墙有耳，后来别人就把这个事情通报给了太宗皇帝，说张蕴古泄漏审判机密，跑到监狱里和李好德下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张蕴古之所以进谏保全李好德，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老乡，而且张蕴古和李好德的哥哥，当时相州的刺史李厚德是老朋友。太宗听了这个事非常生气，非常愤怒，立刻就派人跟踪调查，查证张蕴古确实在监狱和李好德下棋，他与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确实又是乡亲，又有私交，所以太宗皇帝一怒之下下令就把张蕴古斩首处死了。但是在处死张蕴古以后，太宗皇帝心平静下来，突然想到张蕴古虽然知法犯法，但是罪不该死。想到自己一怒之下把自己的臣子杀掉，于心不忍，非常懊悔，并且还埋怨没有人直言进谏，让他刀下留人。
太宗作为一位明君，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就当众向臣子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自从出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太宗痛定思痛，就把这个死刑三复奏又改成五复奏。三日五复奏，不仅是一天，而是在三天，增加了上奏的次数，又延长了间隔的时间，确保不能误判人死刑，这是对死刑的谨慎。
太宗释囚的故事
第三，就是太宗执法讲究人性化，讲人性执法。这是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的一件事。这件事在《资治通鉴》里面就有记载，讲到太宗皇帝让死刑犯自由回家告别，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贞观八年九月初四，长安城朱雀大街大理寺寺衙的大门前，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围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因为九个月前，唐太宗李世民和390多名死囚立了一个死亡之约，这个死亡之约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贞观七年的腊月，太宗视察朝廷的大狱，发现那里有390多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批准执行死刑。太宗历来强调不要施行严刑酷法，用法要求宽减。他对死刑审核极为慎重，因为死刑之重真正事关人命，一旦草率，要想恢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他对这个死刑复核制度，非常重视。现在关在监狱里的这390多个人都经过了三复奏和五复奏的程序，实际上都是情无可原，罪无可恕，死无可冤的人。就是对这样的人，太宗也本着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精神，对这些人进行终极抚慰。太宗是真正有仁德的君主。古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这些人虽然是罪大恶极，但是面临死亡的悲苦确实也令人同情。所以太宗就和这些死刑犯交谈，问他们对自己的罪责有没有什么异议？还有没有被冤枉的？这些人都认为自己确实是犯了死罪，没有一点异议，但是这些人都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再回家看一次父母妻子。
这个时候太宗想了很久，自己是帝王，是君主，这些犯了罪的百姓其实也是自己的臣民，虽然犯了罪，但还是自己的臣民。所以太宗在想，是不是要答应他们这个要求。答应他们很冒险，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人。但是很快太宗做了一个让现场所有的官员和这些囚犯都大吃一惊的决定。太宗跟他们讲，你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回家和亲人团聚，在亲情和家人的关爱当中渡过人生中最后的时光。但是你们必须遵守一个约定，就是到明年的九月初四自行回到监狱里来伏法。这些死囚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这个话，谁敢相信呀？自己马上要被处死，皇帝竟然能答应他们毫无约束地回到家里去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他身边的户部尚书大理寺卿戴胄上前提醒太宗，这些都是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人呀！没有诚信可言，到时候他们要是不回来，你怎么向天下的人交待呀？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呀！戴胄专门负责司法，所以非常担心这些人一旦不回来，这个事情就大了呀！戴胄这么讲，太宗听了表情非常坚定，回答道，我们一定要用诚心才能够换来百姓的忠心。我相信他们这些人一定不会辜负这份信任。话虽然这么讲，但是这些人真能够回来吗？太宗心中也无数，要知道，回来就意味着必须要受死，不回来能逃了一时就是一时，谁不想活着呀？
所以到第二年的九月初四这一天，很多人都来看热闹，看这些死囚到底回不回来，看皇帝和这个死囚的约定到底能不能真正实现？
没想到的是从这一天早上开始，这些死囚真的一个一个回来了。一个，两个，三个，最后到了约定的时辰，来了389个人，就差一个了。这时，管监狱的官员就找来名册，看看是谁没来。后来发现只有家住在京畿扶风，就是离京城不远的一个死囚，叫徐福林的还迟迟没有到。这一下不仅官员不满意，连回来的死囚都愤怒起来了，说这个徐福林良心被狗吃了，我要是有机会出去，要把这个徐福林给宰了，说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小人。这些死囚看到还有一个同伴没来，都感道自己受了奇耻大辱。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太宗，那时候太宗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几岁，他还是非常镇定，他和大家讲，我们要再等一等。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人们的表情都非常凝重了，心想这个徐福林可能不会来了，这个皇帝最终会因为死囚不能全部回来，让天下人看笑话。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车轮声，有一辆牛车慢慢走了过来，从这个牛车的车棚里探出一个人头，这个人一脸蜡黄，好像得了重病，走近一看正是那个叫徐福林的死囚。这个徐福林在返回京城的路上病倒了，只好雇了一辆牛车赶路，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时辰。这一下太宗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觉到自己没有看错这些人。这些死囚最后因为他们信守诺言，也得到了最高的奖赏，这390个人全部都被太宗赦免了。而且太宗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提出异议。
在那个时代，虽然是罪大恶极的死囚，也都能够做到这个“信”字，正是因为他们都做到了“信”，信守诺言从容赴死，最终他们才全部得到赦免。唐朝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诗里面讲：“怨女三千放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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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唐太宗释囚这件事。
太宗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根源在于他真正有仁德。我们学习《群书治要》，真正感受到为君、做领导、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仁爱之心。领导者仁爱就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就会有廉洁奉公的官员，就会有讲究规矩、遵守礼法的百姓。
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反复强调要以道德教育来治国，把道德教化作为立国之本，而不能单纯用法制，法令制度只能作为维护道德教育、维护道德礼法的辅助工具。
治国的三种境界
古人把治国分为三个层次，在《群书治要·体论》里面就讲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
这是讲三种不同的治国境界，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治理百姓，治理企业，这是最好的。进行道德教化必须要把礼法制度设立起来，要让礼法和道德教化同时在百姓中进行落实；让百姓都通过学习礼法，最终道德修养得到提升。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转，所以这里讲到“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道德礼法都是引导百姓的用具。
下面讲到“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太上养化”，太上是讲远古时期的帝王，他们进行道德教化，能够让百姓不知不觉就转向良善，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良善。上古时期君王以道治天下，以德治天下，他们自己修好身，百姓自然而然就跟着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榜样，不知不觉就人心善良，民风纯朴，这是最好的治理。
“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次一等的，让百姓懂得互相礼让。“使民交让”，就是大家懂得礼让，以礼来治天下，人和人之间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讲求道义，大家都能互相谦虚礼让，社会和谐。“处劳而不怨”，自己受一点劳苦也不会埋怨，因为社会公平，人人讲求道德仁义。所以自己受一点苦也不会抱怨，这是次一等的，比前面讲的用道、用德治理天下要差一等。
“其下正法”，正法就是用法令制度来纠正百姓的行为，要求百姓，规范百姓。“使民利赏而欢善”，利赏就是给他利益奖赏。人们为什么会从善呢？就是因为有利益。人有了利益之心，能够得到利益才能去从善。“畏刑而不敢为非”，害怕受到刑罚，他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这是治理的最差一等。
这是讲三种不同的治国境界。治理企业也是一样，最好的让我们企业的员工不知不觉受到感化，人心就变了。第二种是让大家懂得礼让，大家讲道德仁义，员工自己吃一点苦也不会抱怨，这也是很好的，已经很不错了。第三种就是用严厉的制度，用奖金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人努力去工作；或者是用严厉的惩罚制度来制约大家，让大家不敢做违背公司规章制度的事情，这是最差的治理。
我们学了这部《群书治要》，用到治理企业、治理家庭都是一样的。教育小孩最高境界就是让小孩不知不觉变好。应该怎么做？家长自己做出表率，自己以身来教。第二种是要言教，身教和言教相结合。可能家长的身教还不能感动小孩，但能够通过言语教化让小孩懂得礼让，懂得谦虚，受到一点委屈也不抱怨。第三种教育小孩，完全用处罚，甚至用体罚的方式。这样小孩只是因为害怕挨打，不敢做违背父母的事儿，一旦父母没在身边，那就管不住他了。
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要的是自己带头，以身作则，来感化周围的人。《论语》里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领导者只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就会感化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会随着你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领导者真正做到了，周围的官吏就会受到影响；官吏变化了，民众就会受到影响，社会民风自然就能够转向良善，自然就治理好了。
真正的圣主明君治理天下，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伦理道德教育上。只要把这个教育搞好了，即使法律还不够完善，也能把社会治理好。如果道德教育没搞好，法令条文再完备，百姓依然会违背法律，就像老子讲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