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休禅师和玄奘大师的文学形象差别咋那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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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休禅师


　　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于上世纪70年代起风靡日本，80年代引入中国后深受国人喜爱，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童年经典。影片中聪明善良、天真活泼的一休禅师伴随着一代代青少年走过了许多美好的童年岁月、留下了数不清的温存记忆。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一休禅师，却是一位善写情诗、喜欢喝酒、爱妓女的狂僧。据史料记载，一休宗纯禅师生于日本明德年间（1394年），与道镜法师、空海法师并称“日本三大奇僧”。一休禅师六岁出家京都安国寺，时人目为神童。成年后的一休禅师以狂放不羁闻名于世，他视诸多清规戒律于无物，一生醉酒狂歌、狎妓作乐，在当时的僧侣界受到颇多争议。

　　原来动画片中的美好描述绝大多数都来自日本作家的后期创作，并不是一休禅师的真实故事。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被誉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玄奘大师在中国遭遇的截然相反的命运。

　　玄奘大师是中国著名高僧，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曾西行五万里赴天竺求法，其为法忘躯的伟大精神已经深刻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印度求法的过程中，玄奘大师于曲女城法会辩论中大获全胜，维护了大乘正见，被大乘佛子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佛子称颂为“解脱天”。

　　然而，这样一位震古烁今的圣贤形象，在近现代国人的文艺作品中却遭遇着无情的戏谑和解构。明代小说《西游记》将玄奘大师矮化成了胆小怯懦、多疑生事的平庸之辈。现代的文艺、影视作品更将“唐僧”的形象不断庸俗和丑化：在电影《大话西游》中他是啰嗦到让人自杀的“话痨”，在《西游降魔篇》中他是一往情深的“情种”，在士力架广告中他是弱爆了的“饿货”，在惠州交警拍摄的《西游记外传》中他是不辨是非的好色之徒……

　　同样都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师，一休宗纯禅师与玄奘大师身后的际遇可谓悬隔霄壤。当时备受争议的一休禅师在后人的塑造下形象几近完美，而历史上光照人天的玄奘大师则早已被现代娱乐作品中跳梁小丑般的“唐僧”所取代。

中国玄奘禅师

　　为什么日本人能将一休禅师写成那样，而中国人却将玄奘大师写成这样？

　　究竟差在哪儿？

　　日本这个小小邻国，总是牵动着国人心灵深处最敏感的记忆。它曾一手造就了中国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另一手造就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昔日南京城头的太阳旗与现代年轻人手中的索尼产品共同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对于日本，人们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安全距离，另一方面又难掩一探究竟的好奇——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为何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

　　这不得不涉及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性在文化层面的考量。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的名作《菊与刀》中指出，一个民族生活中人们对日常琐事和具体细节的反应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特定情形下，人们将如何行动、怎样感受”，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讨论一休禅师和玄奘大师的身后形象问题，其意义可能不仅在于为“中华民族脊梁”玄奘大师正名。更重要的是，玄奘大师形象在当代的每况愈下，折射出了当前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普遍命运。整个社会在文化取向上的日益低俗和传统文化正在遭遇的漠视甚至践踏，或许更加迫切地需要国人反思。

　　为什么日本能把爱写情诗、爱喝酒、爱妓女的一休禅师描写得那样聪明、智慧、善良？这是因为整个日本民族都普遍存在着敬畏心理，每个日本人心中也都始终保有信仰元素。

　　明治维新前，佛教在日本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明治维新后，本土的神道教得到长足发展，崇拜神道教甚至成为了日本国民的义务。战后，日本于1951年颁布了《宗教法人法》，佛教又获得极大发展。据日本内阁下属的文化厅统计，截至2000年底，日本佛教信徒共有9419万人，比中国大陆的佛教徒还要多，神道教信徒则高达1.05亿人，合计各类宗教信徒2亿多人，是总人口的近2倍。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这几乎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信仰奇观。

　　不仅如此，日本国民对天皇自始至终都有着超越宗教的敬畏与崇拜，即便日本的战败也未能改变本国国民对于天皇的景仰。在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敬畏与“各安其分”的思想影响下，日本人对于前辈师长、英雄圣贤始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要求儿子对父母提意见，就如同要求和尚蓄发一样，绝对不可能做到”。

　　正因如此，所以日本人往往倾向于“为尊者讳”，使往圣先贤的形象更加光辉圆满、令人接受。而类似丑化圣贤、戏谑祖师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也正是因为对本民族文化具有充分的尊重和敬畏，所以近代以来的日本虽然重视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引进，却绝不会在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打压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倒洗澡水，但是别倒孩子

　　但具体到中国文化的继承问题上，几代文化工作者却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了；在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彻底抛弃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有明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衰落，失去了文化自信与自觉。晚清民族危亡的局势使康梁变法提出了“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为了反对封建礼教，近代新文化运动又提出了“反对封建卫道士”、“打倒假道学”、“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将全盘西化的提法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胡适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应死心塌地去学习人家”，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了以西方字母文字彻底取代汉字的提议。

　　建国后，文革鼓吹“造反有理”，又使濒临灭绝的信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上千年求真求善的文化传统被进一步摧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的座谈会上，也谈及了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

　　这一系列抛弃本国优秀文化造成的流毒，一方面使国人对传统文化日益缺乏了解和敬畏，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出现断裂和难以为继的局面；另一方面，一味盲从西方文明，似乎只要是舶来的，无论科学技术还是鸦片烟膏，都一定代表着更为先进、更加高级的文化方向。这种丧失了根基的“拿来”、放弃了“中体”的“西用”，势必会在引进西方精华的同时引入文化垃圾，在弃置传统糟粕的同时丢掉优良传统，当前文化领域呈现正见不立、标准不清、立不住脚的乱象，正是由此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乎演绎故事中那个胆小懦弱的“唐僧”几乎人尽皆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光照人天的玄奘大师；人们都在唱着“不懂爱”的法海，却不知道苦行得道的法海禅师了。电视机前的人们指着演技浮夸、情节荒诞、形象猥琐的“唐僧”哈哈大笑，跟着歌手扭动腰肢一起唱“法海你不懂爱”，并认为这就是“时尚”与“幽默”，多么可悲！

　　不加拣择的盲目“拿来”与没有“嫁接”的“移植”，使得俗文化泛滥、雅文化缺失，并难以进行提升和改变，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出现心灵鸡汤、伪励志、伪学者跨界、伪商人偷盗等种种问题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