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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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继谢灵运之后，一大批有名的诗文大家，如宋之问、孟浩然、李白、韩愈、孟郊、贾岛、元稹、皮日休、杜甫等等，都陆续来到了天台山，并且流下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当然，最为彻底的自然要数那位“和圣”寒山子了。这位白话诗人迷上了天台山，就在“鸟道绝人迹”的寒石山隐居，过上了“石床临碧沼，虎鹿每为邻”、“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的悠然生活。 　　这便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情结使然。同时，也说明了天台山正是文人名士们孜孜以求的、渴望与山川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寄托之所，是一种人与自然和合的人文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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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台山文化三教合一的形成过程，彰显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和合力量。 　　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到天台宗的产生，期间经历了五六百年时间，经过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佛教刚刚传入中土，由于佛经散乱、由“胡僧”翻译的佛经语义难懂，人们只能用旧有的中国传统思想，即用孔、老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佛经，甚至是依附在道教法术上。第二时期出现了“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传播、翻译佛经，产生了像法显（汉僧走出去）、鸠摩罗什（“胡僧”请进来）这样一批对佛教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外翻译家和佛学研究专家，并逐渐形成了研究学派。但是，这个时期仍停留在对佛经的解释和借用儒家、老庄思想理解佛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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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文化的保守性和排他性，作为泊来的宗教，佛教虽然因各自的需要为当时的民众和统治者所推崇，但在理解和接受上却时有分歧。期间，道家为维护正统，抵制佛教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到了南北朝宋泰始三年（467），隐居天台山的高士顾欢发表了一篇《夷夏论》，全面论证了“道为中夏之正教，佛为西夷之异法”，意在抑佛扬道，尊王攘夷。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发了上至朝廷奏疏，下至世俗论著的大辩论，史称“夷夏之争”，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外文化的大碰撞。正是“夷夏之争”这场辩论，启发了儒、道、释各教内部的思考和改革，从而促进了相互学习和吸收融合，刺激了道教义理的改革，也推动和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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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攘佛的地方产生第一个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必然。清灵神秀、超然俗境，有着浓厚和合氛围的天台山，正是静心清修做学问的地方。同时，文化的创新，需要思想的激荡，一个世纪前的那场“夷夏之争”，想必使天台山仍保留着冷静的思辨思维，遗留着活跃的争鸣氛围，受着这种思辨与争鸣的氛围熏陶，以及和合文化的浸染，迷茫中的智便有了“六经注我”的勇气和灵感，才能将各种互不相容的大智慧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佛教和哲学的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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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年后，南宋理学的形成，虽然没有直接在天台山完成，却与天台山有着深厚的渊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间，两次提举天台桐柏崇道观，曾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兼办赈务。十年之中，他多次来天台访贤授徒，传扬儒教。期间的学术活动，也是他成就理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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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理学，也是在激烈的争鸣中完成的。在多年的研究儒学过程中，朱熹作为“道学派”代表，与陈亮等“事功学派”之间进行了“义利之争”；也在道学派内部与陆九渊之间就“尊德性”与“道问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经过长期的学术辩论，朱熹逐渐融摄了各家所长，同时兼容了佛、道理论，形成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理学。台州学院教授曾其海在《朱熹理学与天台佛学》一文中，用大量的例证说明，朱熹的“理”、“理一分殊”、心性理论都明显地保留了天台佛学的思想痕迹，然而却不只是天台佛学思想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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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走向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同样秉承了天台山和合文化的那种兼容并蓄。这种兼容并蓄过程，正如佛教天台宗形成那样，经历了争鸣、碰撞、开放、包容、吸收、融合的洗礼。这似乎是所有新思想、新文化形成的通则。当然，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完成中国化，还需移植、更新等涵化过程，也就是完成本土化或者说民族化过程。而天台宗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个兼容的过程，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智者大师以佛教的方式发展了中华文化。可以说，天台宗是三教合一的最初实践。道教南宗正是吸收了佛教天台宗教义和儒教理学学说形成的。“和圣”寒山子也是三教合一的典型，他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由佛入禅，是位亦儒亦释，亦俗亦仙的传奇人物。其所创作的超凡脱俗、蕴涵禅机的“寒山体”白话诗，融合了儒释道文化，正是文化和合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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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教合一的历程可以看出，文化和合的过程，是一个经过百家争鸣后的百花齐放，是兼容并蓄后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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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台山文化三教理论的阐释，展示了人性、社会、自然和合的哲学命题。 　　宗教是关于“出入世”的智慧，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智慧的最高境界便是和谐、和合。佛教天台宗的所谓“定慧双修”、“止观并举”，指的是在“修佛”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和内心的修炼，还要把这种理念体现在积德行善的实践中，这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和谐统一，是追求个人自身及人与社会的和合。道教南宗提倡的炼丹当以“性命双修”，就是炼养身体与心性修炼相结合，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以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理想的儒家，从唐朝大儒啖助、陆淳、柳宗元及与韩愈并称“韩李”的李翱，到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朱熹、王阳明等，在阐述如何修成“圣人”的理论中，或吸收佛教天台宗教义，或从道教南宗思想演绎而来。所谓“以儒治世、以释治心、以道治身”，其实，儒学和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都研究“心性”，即从“生命哲学”到“道德哲学”，强调人性之善，主张扬善除恶，复归本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对人性、社会、自然和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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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 　　“和合”是一种状态，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和合二圣”的推崇，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天下兼相爱”的理想，是和而不同的过程。“和合”贯穿了天台山文化的整个脉络，可以说，是天台山文化的灵魂。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今天，我们提倡、弘扬天台山传统和合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